高空二萬呎的迷思

信報 2007-11-26
金佩瑋

四年前，一位多年摯友這樣告誡我：「記着，獲選為區議員，你不是要人家喜歡你，而是要帶來改變。」從此，這句話便成了我的座右銘。

超越六條街的視野

　　很明顯，我是「不屬於這裏」的一個區議員，假如不想走以人為票、以票為本的「蛇齋餅糭」路線，就唯有抓緊四年時間，分秒必爭、全情投入「務虛」（但我其實通了不少渠補了不少路，並安撫了不少怖畏焦慮的心靈）。得到黃英琦主席的提攜，我們一起致力推動保育社區新概念、推動市民參與、推動知識為本、推動多元創新和更多的可能性、推動官商民的社區夥伴關係、推動新的議政文化、推動政策改變、推動改革區議會……大概，從來沒有人幹區議會是會把視野搬離自己那六條街的，但我們憑着努力，漸漸開創了一個區議會二十五年來從未見過的
新局面，不但被選為區議會改革先導區，亦對其他區帶來了正面影響。二六年，公民起動的中西區同事何秀蘭當選工務委員會主席，也以爭取全區的良好規劃作為重點工作。直到今天，仍有人跟我說笑：「灣仔是示範單位啊！」當然，改革派不一定受歡迎，與幾位教授詳談之後，我決定要把四年的寶貴議會經驗化成地區管治的學術研究，那樣比連任四年對社會的貢獻將會大得多。

高空鳥瞰的街道觀察

　　然而，一夜間，區議會變天。本來就不是什麼大勝的民主派慘敗。成王敗寇，一沉百踩，輸了選舉的人突然全部變成「四年冇做嘢」，而由於接我棒出選的年輕人魏基樂也落敗了，連帶我和隔壁的何姨姨也被遠在天邊冷氣辦公室裏的評論人指責「冇做過嘢」，即使算做了，也是務虛。換不到選票的，就是沒有做。

　　這種評論是令人震驚的：就如當年規劃師在「空白」的新界西北鳥瞰圖上疾筆馳騁，結果規劃了個天水圍城出來一樣，從二萬呎高空鳥瞰的社區評論，究竟可以看出什麼細節來？

　　首先，議會工作並不等同選舉，不受我們控制的影響選舉的因素實在有太多，勤力並不是唯一和最重要的獲選因素。例如，我不止一次在街上被人截停，投訴我們灣仔西幾位非常勤力的議員，指控他們處事不公；但作為局內人我深深明白，我們作橋樑的，經常被夾在不同利益之間，無論如何努力，也很難令所有人高興，唯有對得住自己就算了。另外，即使不做蛇齋餅糭，通渠補路、處理投訴和解決區內疑難雜症，是每個區議員的日常工作，只是並非每個區議員都有資源每星期出新橫額向你報告他又成功爭取更換了公廁哪一片破地磚，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懶。

　　假如評論人認為要行福利主義，要令所有人高興，要天天宣傳自己成功爭取了什麼才算是「做咗嘢」，那實在非常可悲，這樣的「評核標準」只會把區議員永遠困在自己那六條街中，死守着每一張選票。這樣的社區是永遠也不可能培育出基層民主，街坊亦只會照舊被視作當權者和在位者愚民的對象。

　　最近，我遇到幾位過去的街坊跑來跟我道謝，場面令人感動。她們是重建戶，都搬走了（對，我一部分很重要的「票」都搬走了），但由於我的幫忙，她們現在都生活得很好。我想，能夠做到這樣，也算問心無愧、於願足矣。

為弟子也為功德

　　第二個要破解的迷思是，區議會裏根本就沒有什麼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分別，尤其我們灣仔區根本小得分裂不開；所謂大是大非，要歸邊抗衡的政改議題，一年也討論不到一次。相反，很多大小事情都需要大家共同聯手、集結力量，例如爭取保留律敦治醫院急症室的過程，是無分派系的。而我尊重兩位民建聯女同事的程度甚至高過她們自己人；事實上，在好幾次關鍵時刻，都是全靠她們拔刀相助才安然度過。意外地，我們議會裏的四個女人才是最團結的一夥呢！

　　此外，區議會的工作之一是，要協助和監察政府施政，而非像立法會那樣要不盲目支持，要不胡亂反對。我相信馬時亨局長大概不會忘記我曾給他一個銷售稅的正面例子，讓他更能以理服人；而曾德成局長亦一定會記得我們如何彬彬有禮地給他鼓勵和意見。

　　在卸任前的三十六天回望，我想，幸好我致力的是改革事業，如果我搞的是福利主義，魏基樂無法繼任，我的「政治遺產」就「失傳」了（《大公報》如是說）；相反，我深信過去四年推動的改革成果，無論是對來屆區議會，對李均怡、伍婉婷、甚至李碧儀，都將是重要的資產而不是爛攤。是否贏得選票和掌聲並不重要，能否為後世開造太平才是為政者的天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