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又如何

信報 2008-01-04
金佩瑋、黃英琦

　　由二十一年前第一個「八八直選」口號開始，香港民主運動如世界各地一樣，一直把爭取民主約化成一個年份和一個「選」字；無疑，有得揀，你至係老闆，但選，並不是民主的唯一甚或最重要的內涵，人民民主質素和普選的內涵和細節，與年份同樣重要。

合理不合理
　　全國人大對二一二進行了「宣判」，不少人感到很失望；然而，就是二一二「真的」讓大家選了，但候選人只可以是北京首肯的曾蔭權Ａ、曾蔭權Ｂ，和曾蔭權Ｃ，大家就會覺得很高興了嗎？張曉明說得最坦白，維持特權階級的特權很重要，沒說出的那句是，因為只有這樣，議會裏面才會繼續有足夠票接受利益交換，維持不合理制度的合理性；張先生說的這種以維繫特權階級特權，而非讓少數弱勢者聲音不致被主流淹沒為目標的功能組別選舉也是普選，這樣的普選，大家接受嗎？
　　說到底，魔鬼在細節裏，但香港人從不着重細節。請問，有多少人，包括搞民運的，曾仔細看完對上一本《政制發展綠皮書》？有多少擁護二一二（或二一七）的人曾認真自行思考不同的方案、門檻、模式、組成辦法？
　　多年來，本土民運最大的弊病，來自於對細節的懶惰，亦是對民主真義的輕視—如果我們同意，「民主」最基本的定義是「讓人民當家作主」，那當然，透過選舉的模式讓人民有話事權，那是最基本的，但培養人民的思考和話事能力，那卻是更更更加重要！可惜，爭取民主人士為了「怕講得太深市民唔會明」，往往會將民主變成口號、將民主變成年份、將民主變成可在二十秒內說得完的電視soundbite。例如，面對《政制發展綠皮書》，泛民主派本應做的是，宣傳和解釋泛民方案，並協助市民理解、分析普選最重要的枝末細節，但最後，卻是做一場只能從高鳥瞰的「撑傘行動」，以及搞份「範文」，讓市民腦筋動也不用動，只要簽個名，就搭上「推進」了民運的便車。
　　肥彭年代，民主派是主流，人心所向，「民主」得來太易、太即食，沒來得及消化，也沒想過要深化。然而，回歸後，很多事情都變得不一樣。要真正建設一個讓香港人take pride, take ownership的香港，是不能靠餐餐吃即食麵的。過去二十年，香港一直陷溺在政制爭拗中，沒有時間亦沒有空間，去好好面對愈來愈多、愈來愈刻不容緩的決策難題，如全球經濟一體化、城市的持續發展和規劃、舊區重建、人口政策、房屋醫療教育……而承傳自殖民地的管治模式卻已開始落伍於時代—民主對後回歸的香港最重大的意義莫過於此：與其閉門做車，讓市民反對要推倒重來，不如把決策空間先開放，讓市民參與，共同制定有足夠認受性的政策，讓社會向前進。

化被動為主動
　　不要忘記，今天雖然未有全面普選，但我們一半的立法會議員及八成區議員都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他╱她們上台後，把自己化成了立會╱區會裏的「一張票」，時間都花在學習票與票之間的利益交換，有幾人曾落力推動居民民主參與，培養基層民主質素，讓香港「循序漸進」建立起民主文化來？試想，假如實行了全面普選之後，我們得到的，只是一個擴大了的同一局面，對於熱愛民主的人來說，那該會是如何地令人失望？因此，與其繼續喊口號（當然，口號是要繼續喊下去的），不如讓我們從這一分鐘起，整個民主運動的朋友，從民間團體到政黨，都開始嘗試以創新思維，化被動為主動，在生活的每一天裏滲透民主內涵，推動社區參與，讓公民社會被賦予能量，讓市民都擁有辨析細節、當家作主的能力以及民主質素，那麼，誰怕二一二沒有普選？還未到二一七，我們的社會根本就已經正在實踐民主。

高空二萬呎的迷思

信報 2007-11-26
金佩瑋

四年前，一位多年摯友這樣告誡我：「記着，獲選為區議員，你不是要人家喜歡你，而是要帶來改變。」從此，這句話便成了我的座右銘。

超越六條街的視野

　　很明顯，我是「不屬於這裏」的一個區議員，假如不想走以人為票、以票為本的「蛇齋餅糭」路線，就唯有抓緊四年時間，分秒必爭、全情投入「務虛」（但我其實通了不少渠補了不少路，並安撫了不少怖畏焦慮的心靈）。得到黃英琦主席的提攜，我們一起致力推動保育社區新概念、推動市民參與、推動知識為本、推動多元創新和更多的可能性、推動官商民的社區夥伴關係、推動新的議政文化、推動政策改變、推動改革區議會……大概，從來沒有人幹區議會是會把視野搬離自己那六條街的，但我們憑着努力，漸漸開創了一個區議會二十五年來從未見過的
新局面，不但被選為區議會改革先導區，亦對其他區帶來了正面影響。二六年，公民起動的中西區同事何秀蘭當選工務委員會主席，也以爭取全區的良好規劃作為重點工作。直到今天，仍有人跟我說笑：「灣仔是示範單位啊！」當然，改革派不一定受歡迎，與幾位教授詳談之後，我決定要把四年的寶貴議會經驗化成地區管治的學術研究，那樣比連任四年對社會的貢獻將會大得多。

高空鳥瞰的街道觀察

　　然而，一夜間，區議會變天。本來就不是什麼大勝的民主派慘敗。成王敗寇，一沉百踩，輸了選舉的人突然全部變成「四年冇做嘢」，而由於接我棒出選的年輕人魏基樂也落敗了，連帶我和隔壁的何姨姨也被遠在天邊冷氣辦公室裏的評論人指責「冇做過嘢」，即使算做了，也是務虛。換不到選票的，就是沒有做。

　　這種評論是令人震驚的：就如當年規劃師在「空白」的新界西北鳥瞰圖上疾筆馳騁，結果規劃了個天水圍城出來一樣，從二萬呎高空鳥瞰的社區評論，究竟可以看出什麼細節來？

　　首先，議會工作並不等同選舉，不受我們控制的影響選舉的因素實在有太多，勤力並不是唯一和最重要的獲選因素。例如，我不止一次在街上被人截停，投訴我們灣仔西幾位非常勤力的議員，指控他們處事不公；但作為局內人我深深明白，我們作橋樑的，經常被夾在不同利益之間，無論如何努力，也很難令所有人高興，唯有對得住自己就算了。另外，即使不做蛇齋餅糭，通渠補路、處理投訴和解決區內疑難雜症，是每個區議員的日常工作，只是並非每個區議員都有資源每星期出新橫額向你報告他又成功爭取更換了公廁哪一片破地磚，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懶。

　　假如評論人認為要行福利主義，要令所有人高興，要天天宣傳自己成功爭取了什麼才算是「做咗嘢」，那實在非常可悲，這樣的「評核標準」只會把區議員永遠困在自己那六條街中，死守着每一張選票。這樣的社區是永遠也不可能培育出基層民主，街坊亦只會照舊被視作當權者和在位者愚民的對象。

　　最近，我遇到幾位過去的街坊跑來跟我道謝，場面令人感動。她們是重建戶，都搬走了（對，我一部分很重要的「票」都搬走了），但由於我的幫忙，她們現在都生活得很好。我想，能夠做到這樣，也算問心無愧、於願足矣。

為弟子也為功德

　　第二個要破解的迷思是，區議會裏根本就沒有什麼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分別，尤其我們灣仔區根本小得分裂不開；所謂大是大非，要歸邊抗衡的政改議題，一年也討論不到一次。相反，很多大小事情都需要大家共同聯手、集結力量，例如爭取保留律敦治醫院急症室的過程，是無分派系的。而我尊重兩位民建聯女同事的程度甚至高過她們自己人；事實上，在好幾次關鍵時刻，都是全靠她們拔刀相助才安然度過。意外地，我們議會裏的四個女人才是最團結的一夥呢！

　　此外，區議會的工作之一是，要協助和監察政府施政，而非像立法會那樣要不盲目支持，要不胡亂反對。我相信馬時亨局長大概不會忘記我曾給他一個銷售稅的正面例子，讓他更能以理服人；而曾德成局長亦一定會記得我們如何彬彬有禮地給他鼓勵和意見。

　　在卸任前的三十六天回望，我想，幸好我致力的是改革事業，如果我搞的是福利主義，魏基樂無法繼任，我的「政治遺產」就「失傳」了（《大公報》如是說）；相反，我深信過去四年推動的改革成果，無論是對來屆區議會，對李均怡、伍婉婷、甚至李碧儀，都將是重要的資產而不是爛攤。是否贏得選票和掌聲並不重要，能否為後世開造太平才是為政者的天職。